如何评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如何区别顾炎武所说的“亡国”和“亡天下”?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首先,咳咳,感谢羊村,感谢陛下,祝各位圣诞节快乐。
什么,为什么要在圣诞节发这种冗长的文章,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极为悲伤的故事。
当圣诞节的情侣闪光弹闪耀天际的时候,一个人默默蹲在寝室码字的心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大雾)
其实,大概我已经不单单是在回答题主的问题惹,而是试图更为完整地阐述这个问题。(题主千万不要打我QAQ)
当然,那么长的回答,当然肯定有不少错别字和语句不通顺的地方,排版也是一片混乱什么的,对此大家就不要在意惹。哪天我有空再修饰修饰。
最后,额,还有最后么,大家看完之后就洗洗睡了吧,早睡早起有利于身体健康。
论天下与国家
——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起
我们都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不是顾炎武所提出的。虽然我们会将这一思想的来源归于顾炎武,但是真正提出这八个字的人却是梁启超。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两人对于国家和天下这对概念的理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当今社会也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误用,以至于在某些正式的文章中都能看到这一提法。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国家和天下这对概念进行探讨。而我在这里试图尽量阐明:
一、在顾炎武和梁启超的语境下,国家和天下具体承载着何种内涵,以及他们对于这对概念的不同理解。
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误用的流行以及原因和结果
三、天下与国家这对概念的可能性出路
一、从顾炎武到梁启超
要阐明天下和国家这对概念,在整个中国思想中的漫长发展,无疑是一件庞大的工程。这两个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而要论述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联系,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把问题聚焦到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上时,我们则可以将问题收束在顾炎武和梁启超两个人的身上。这种收束对于我们细化讨论的问题,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尝试。
1、顾炎武对于天下和国家的解读
对于顾炎武而言,他可能并没有想到,他在《日知录》中的一小段文字,会被梁启超总结为八字句式,并且获得广泛的传播和误用。顾炎武所处于的那个激烈变动的时代,无疑刺激了他对天下和国家的思考。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个朝代的更替之后,对于这一问题更有着敏感的注意力。而个人应该如何抉择,也成为顾炎武人生中反复思索的主题。
当然,今天被我们广为流传的八字短语的原初含义,是出自于《日知录》第十三卷中的一个小片段。顾炎武在讨论魏晋时期的风俗提到:
顾炎武所提到的例子,无疑与其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有着强烈的相似性。在关于嵇康之子是否应该出仕的问题上,顾炎武给出了自己的明确答案。顾炎武认为,对于嵇绍而言,此君主并不是他所应该侍奉的君主。因为一旦侍奉这样一位君主,会使得自己成为无父之人。而无父之人,意味着其自身违背了仁义的原则。在顾炎武的语境下,承载着仁义内涵的天下,无疑比国家具有更高的价值取向。国家实际上是“肉食者谋之”,换而言之,国家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而存在的。而普遍的仁义道德,则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
并且顾炎武在这里还明确提出国家与天下这两个概念,存在这根本性的不同:
顾炎武所言的国家,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而是传统所说的一家一姓之国。国家在这里更多地是与古代的王朝相互联系起来。对于这样一种国家,顾炎武认为它的利益并不直接和“匹夫”有关。所以如何维护一个国家的运作,比如收税、治理旱涝、维护治安并不是一般臣民的责任。但是“亡天下”却是完全不同。“亡天下”所要破坏的是维持整个传统文化的伦理基础,而这就会与每一个人产生密切和直接的关联。坐视这样一种文化的衰败,无疑使得每个人都成为了无父无君之人,而这恰恰会将人降低到禽兽的等级。
对于顾炎武而言,国家这一概念,无疑显得更重要也更为高级。朝代的演替是一种不断的变动,投身于这一漩涡中的人,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不断谋划。但是在此之上,还有更高的“天下”。它承载了仁义礼教这一传统的伦理规范。比起不断兴替的国家,它更能代表华夏的真正内涵。所以每一个认同这一伦理规范的人,都必须去维护它。而失去了伦理规范的人,和禽兽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多差别。
总而言之,虽然顾炎武对于天下和国家还有着许多论述,但是这两段基本上可以表达出顾炎武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基本态度。我们基本可以总结为,天下与仁义相关,而国家与王朝演替相关;天下优先于国家,并且只有对天下,每个人才有切身的责任去维护它。
2、梁启超对于天下和国家的阐发
一个曾经顾炎武亲眼目睹崛起的王朝,在经过了两百多年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特别是当传统的东方王朝在这里第一次面对了已然强大的西方国家的时候,很多人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这个王朝,这个国家究竟应该走向何方,成为那个时代所普遍思考的问题。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梁启超对于天下和国家的解释无疑也承载着他对于整个时代的思考和探索。
“天下兴亡”这个提法在整个《饮冰室文集》中一共被提及了四次。第一次是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提到,“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第二次则是在《痛定罪言》中提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第三次则是在《倡设女学堂启》中提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昌而明之,推而广之,乌乎,是在吾党也矣!”第四次则是在《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中提到“天下兴亡各有责”。
当然,关于顾炎武的论述,在《饮冰室文集》中,还有多次提及,但是直接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表述相关的,出现在这四篇文献之中。巧合的是,除了最后一篇文献之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想法的表述都出现在文章的最后一段,甚至是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梁启超在这里,似乎是将其作为某种感慨和总结,从而表达出对于整个国家命运的关切和责任感。
虽然在整个《饮冰室文集》中,天下和国家的概念经常反复出现。但是很明显,在梁启超不同的语境下,这两个概念的意思并非一尘不变,如果说梁启超曾经还是给国家下过明确的定义,那么对于天下,他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而这无疑也使得我们更加难以把握这两个概念相互间的联系。
(1)梁启超对于国家的论述
鉴于梁启超对于国家有更为明确的表述,所以在这里我们先从国家这一概念谈起。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写道,“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并且,国民这一概念,很明显比起国家更值得肯定和具有进步意义。
但是,梁启超在实际使用国家这一语词的时候,其内涵要显得更为宽松。正如他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到,“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很明显,在这里所使用的国家,并不是他在之前定义中所使用的概念。这里的国家,很明显更应该被称之为国民。不过在逻辑上而言,梁启超想要阐释的依旧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依旧处于前现代之中,而中国的目标就是要使得其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如此,一个新的问题就成为了梁启超论述国家这一概念的重点,即什么是现代国家。很明显,在现实的指称上,梁启超认为现在的泰西诸国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现代意义的国家其核心内核就在于国民。国家不再是作为君主一个人的私产,而是每一个具体成员的国家。这样一种思想无疑是整个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所一直要树立起来的理念。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不同,归根到底是通过个人建立起来的。当然,在这里我不具体赘述这种个体性原则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至少在梁启超这里,他明确注意到了这一关键性的要素。
在确立了这一原则之后,梁启超开始论述国家的具体内核,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法,或者说宪法的意义。“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立宪法议》)梁启超认识到宪法在整个近代政治国家中,有着强烈的规范性意义。特别是梁启超以一种历史进步论的态度来解释国家的时候,宪法同时也成为了先进性的典范。
当然,除此之外,梁启超也对于很多具体的国家行政职能进行了描述,但是宪法作为这些具体职能的合法性保障,必须首先获得确立。但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梁启超在论述现代国家,除了有宪政国家这一含义之外,还有一层极为强调的内涵,也就是民族国家。
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提到,“ 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前者强调个体的自由和价值,而后者强调人民必须团结在国家之下,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最终会导向帝国主义。而“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它即保留了个体的自由和价值,也强化了国家自身之力量。
当然,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民族,更加靠近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华民族这样一层含义。《新民议》中,梁启超就指出,“夫我中国民族,无活泼之气象,无勇敢之精神,无沈雄强毅之魄力,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早婚亦实尸其咎矣”。很明显,这里的中国民族,并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民族,而是作为一个各个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相互融合所诞生出来的中华民族。
的确,梁启超关于民族主义的这种论述,如果放在一个严格的西方政治传统中去,无疑是有所误解的。关于主权,民族这些概念的讨论也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但是对于本文主旨而言,我们更加将目光聚焦在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上去。并且,如果说,梁启超在上面所论述的国家,更多是借鉴了西方的政治思想,那么接下来他所提出的这种观点则具有强烈的传统色彩。
梁启超于《论公德》一文中论道,“父母之于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为子者有报父母恩之义务。人人尽此义务,则子愈多者,父母愈顺,家族愈昌;反是则为家之索矣。故子而逋父母之负者,谓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义,尽人能知者也。群之于人也,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如果我们还能记得洛克的论述,那么在他看来,生育的神圣性是来源于上帝,而实际上父母与子女在本质上是作为平等的自由独立个体。关于这种观点实际上会产生的影响,在这里暂时不作评述,但是梁启超的国家概念之复杂性已经跃然纸上。
到此为止,我们大致梳理了梁启超国家的概念,但是国家和天下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依旧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正如刚才所说,由于国家的内涵在不同文本之中,所具备的不同含义,国家和天下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2)梁启超关于天下与国家的复杂关系
对于梁启超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天下和国家这两个概念是非常相似的,甚至在某些语境下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在《论学会》一文中,他就提到“试问:以区区之生徒,供天下十八行省变法之用,足乎否乎?”和“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天下与国家之间暧昧不清的联系。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梁启超使用天下和国家两个概念是有所侧重的。当他试图引用传统的典籍和解释中国传统思想的时候,更多会使用天下这一次。而在论述政府的职能,及其性质等问题的时候,会采用国家这一概念。并且,天下这个概念,似乎显得比国家更为宽广和包容。
在最为常见的一层意义上,天下在梁启超的论述中,可以代指整个世界或者全地球这样的内涵。“土耳其以陆军甲天下,俄土之役,五战而土三胜焉(《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和“不欲其出而与闻天下事也。(《论湖南应办之事》)”都指出了这一点。在这里,天下以一种普遍性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且这种普遍性不但是空间上的普遍性,也是时间上的普遍性。但是除此之外,天下还与某种必然性的法则发生联系。“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论不变法之害》)”无疑反应出了类似的思想。
不过,这里所说的两种属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天下可以同时具有普遍必然这两个性质。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看,天下比国家这一概念更为根本。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梁启超的天下也具有仁义这一属性。无论是在引用孔子的“天下有道”,还是“治国平天下”都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今之论者,动辄谓自由平等之邪说,深中人心,将率天下而入于禽兽(《复古思潮平议》)”。
可以说,要给梁启超的天下和国家这对概念之间的联系作出一个精确的论断,本身就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梁启超所展现出来的复杂性和深度,也使得我们不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对这一问题下定论。但是,我们的确也能发现,梁启超和顾炎武有许多值得比较的地方。如何解释顾炎武和梁启超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3、顾炎武和梁启超之异同
比较两个思想家之间的异同一直以来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却有显得十分必要的事情。顾炎武和梁启超关于天下和国家的思考,无疑都寄托在他们对于整个时代命运的思考之中。并且, 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共同的时代特征。处于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里,对于自身命运的探求无疑更为复杂和艰辛。但是他们这种共同的出发点,却是值得肯定的。
顾炎武和梁启超实际上都反对一家一姓之国。他们都注意到,这样一种国家的利益,是特定人的利益,而不涉及到所有在其治理之下的人民。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相同的。当这样一个国家要求人民无条件的服从它的统治的时候,人民究竟该如何抉择,就成为了一个政治哲学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顾炎武和梁启超都试图将人民从这样一种沉重的义务中解放出来。所以,当梁启超引用顾炎武的话语时,的确也表达出两者对于共同问题的关注和探索。并且在这种论述中,我们也能够发现两者之间所表露出来的历史的连续性。
但是,的确他们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特别是当西方文明以一种强势的姿态介入到中国近代历史之中的时候,梁启超所要处理的问题也是顾炎武所没有碰到的。而我试图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来表达两者的区别:
第一,研究范式的不同
顾炎武的研究范式,无疑还是传统的,而梁启超的范式则更多是中西合璧式的。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顾炎武和梁启超在在具体环境下的差异,使得梁启超不得不更多吸收西方的思想进行论述。天下与国家的关系,在顾炎武那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层次结构。顾炎武依照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将天下置于国家之上,从而将人民与天下直接联系,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对于这一点,其实梁启超并不反对,而且也表示了积极地赞同。
但是梁启超将西方的国家观念纳入进来之后,他不得不以新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特别是当梁启超将国家从一家一姓中抽离出来,转化为现代国民国家的概念之后,原有的天下和国家之间的分野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因为在这样一个现代国家之中,每一个国民都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并且在法律的规定之下,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这样一种表述,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疑有着很强的相似性。
同时,梁启超也并没有意味全盘接受西方的思想,可能这是由于他看到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问题,也可能是他身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所处于的伦理环境,他的国家概念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式概念,正如上文举例的那样,他将诸如孝之类这样的思想也纳入到了国家的内涵之中。这种中西合璧式的研究方式,使得他并没有建立起像顾炎武一样,对于天下和国家关系的明确表述。
第二,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
顾炎武的历史观更多是一种传统的兴衰论,而梁启超则具有进步主义的色彩。可以说,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无疑与第一点所说的研究范式有这密切的关系。顾炎武关于天下和国家的论述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历史观之上,即在天下之下所不断进行的朝代的演替。换而言之,就是治世和乱世的不断更替。顾炎武意识到这样一种不断更替中,每一个人都处于其自身命运的不断挣扎之中,而他试图将人民从这种更替之中解救出来,而这就是天下。王朝可以更替,但是天下却保持着某种更强的稳定性或者连贯性。而顾炎武认为这是因为天下背后所承载的仁义,实际上与每一个人切身相关。所以比起表面的王朝演替,我们更应该关注天下所具备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却是梁启超难以接受的。虽然在梁启超的后期思想中,他的确对于他的进步主义有过某种反思,但是并没有动摇他对于进步主义的根本支持。套用一句常用的意思,就算是循环,也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梁启超认为,进步本身就是历史的合理内涵。“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史学之界说》)”。梁启超的这种思想无疑受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梁启超认可历史本身有其目的性,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虽然在过程中会有很多之曲折,但是最终都指向最高的目的。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梁启超跳脱了传统的循环式的兴衰论的影响。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够认为西方文明是一个现代文明,而中国则处于前现代之中。并且由于历史自身的这种进步性,使得中国需要向下一个时代前进,需要去学习现代文明之内涵。那么在这样一层意义上,梁启超就无法明确地将天下置于国家之上。虽然梁启超依旧含蓄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对他而言,天下之所以国家,除了因为天下自身的普遍必然性之外,还有对于国家本身内在缺陷的考量。
第三,对于杨朱的看法
如果说顾炎武立足传统儒家的立场批评杨朱,那么梁启超则试图将杨朱与个体主义联系起来,阐发其积极意义。顾炎武和梁启超对于杨朱的看法,可以说,是在表面上最为极端的冲突。顾炎武猛烈地批评杨朱和墨子,认为他们的思想对于仁义有着巨大的破坏性作用。特别是杨朱所导致的中国人的冷漠和自私。特别是杨朱的思想本身,使得每个人都成为了无父无君之人,而这对于顾炎武所要维护的天下概念必然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换而言之,当人民普遍信奉杨朱的思想,就是以仁义为内核的天下的灭亡。
梁启超并不是纯然反对顾炎武所代表的想法,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对于杨朱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杨朱的思想不能被解释为自私。他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提到,“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解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论之完备,实有足以助人群之发达,进国民之文明者。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杨朱所要真正表达的意思,应该被转述为每个人都保持其自身的权利不受到他人之侵犯。也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每个人独立的价值与尊严。
总而言之,顾炎武和梁启超在天下与国家这一问题上,有其共同性也有其内在的差异性。简单地将他们二者的思想进行等同,无疑是一种肤浅且幼稚的行为。但是,无疑这都蕴含着他们对于人类命运的共同思考和关注。特别是他们所处时代变动的相似性都使得他们对于相同的问题有着敏感的触觉,但是同时他们所经历的具体时代的变迁无疑又使得他们面临不尽相同的挑战。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演变之中,关于天下和国家的分野也变得越发模糊和复杂。
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误用的流行以及原因
正如上文所说,天下与国家的分野由于其自身内涵的变动,使得我们难以对两者作出彻底的区分。但是这并没有意味着这两个概念变为了一个概念。就算是将国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梁启超也从未说过国家就是天下。甚至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这样一种论断的。虽然梁启超将顾炎武的思想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句本身是有其非常复杂之内涵。那么在这一意义上,为何我们会出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一种说法,并且广为流行就值得我们细细思索。
1、“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种误用
在这里,之所以我将其称之为一种误用,是因为无论从顾炎武还是梁启超的思想中都无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顾炎武那里,天下和国家是作为明确区分的两个概念。顾炎武恰恰要反对的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王朝演替,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顾炎武会说,这是“肉食者谋之”。并且天下之意义在于其仁义,而不是具体的国家形式,所以,我们也无法从顾炎武那里找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论述。换而言之,就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顾炎武看来,不涉及仁义这一本质,依旧与人民无关。当然这涉及到了政治与道德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在此不详细赘述。
既然我们不能从顾炎武那里寻找到对于这句话的支持,那么在梁启超那里又是如何。毕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梁启超提出的。我们必须要文,他在的语境下,这句话又是否和可以被转述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饮冰室文集》,梁启超已经明确表示,“同人确信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褊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 《改造》发刊词)”。
梁启超在这里很有可能是在试图表达这样一种态度:在作为具体国家之公民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是作为全体人类之一份子。我们必须站在整个人类命运的角度下来思考具体之国家。由此可见,国家本身并不是绝对至高无上的,在其之上还有全人类这一角度。如果一定要将梁启超对于这些概念的重要性进行区分,那么无论是全人类还是个人,都肯定比国家具有优先性。因为国家的内涵就是在于保证具体个人之权利。并且,梁启超还指出,现代国家同样可能出现压制个人权利的状况,也就是帝国主义。
“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当然,在这种国家同时也表现为国家至上主义之特征。国家至上主义自然也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这并不符合梁启超对于国家的理想定义。如果在这样一层意义上来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疑也是不合适的。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种流行的误用,恰恰与国家至上主义有着密切之联系。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论在顾炎武还是梁启超都缺乏明确的合理性依据。甚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恰恰是他们所要反对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那里,意味着一种道德的超越性,而在梁启超那里,则是普遍必然性与仁义的内在结合。无论从那一点上来说,国家都不具备这样一个特征。我们在仔细回过头来看一下“天下十八行省”这样一个表述。在这里我们找不到任何普遍必然性的特征,采用这样一种说法,更多是因为习惯。
所以,到这里,我们只能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称之为一种误用,即对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内在理解的缺失。换而言之,是对于天下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之误解。并且这种误用本身,有时候是因为无意识的时候,有时候则是在于有意识的宣传。特别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简单直接八字句式,很容易就被转化为某种政治宣传的口号。因此,探究这样一种误用究竟是流行起来,就成为了需要谨慎对待的话题。
2、“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流行之原因
这样一种误用的流行,的确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现象。而这种误用所折射出来的复杂性,更值得我们去思索与探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误用的出现,并不是一个纯粹偶然的结果,在它背后,实际上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复杂融合,特别是这一融合还涉及到历史这一维度,简单地说,也就是古今中西之间的问题。
古今中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但是这却是我们立足思考之必要的背景。具体到天下与国家的关系上,我们很明显的发现,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是给予政治以独立的地位,政治和道德不再被混为一谈。这也是为什么斯特劳斯将马基雅维利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之开端。这样一种传统有着西方社会自身发展的脉络。换而言之,整个西方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一系列文化环境之中。
但是当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以及其所蕴含的思想进入到近代中国的时候,就诞生了所谓的中西古今的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无疑也有其自身的历史进程,那么如何有效地融合这两种传统,就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必须思考的主题。特别是这种政治与道德相分离的态度,与中国的传统有着强烈的反差。天下这一概念,正如顾炎武所说,是一个以仁义作为其内涵的道德概念。政治不仅不能与道德相分离,并且道德高于政治。政治的好坏取决于道德的好坏。关于政治与道德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关系,在这里我们并不予评述,但是我们的确注意到,华族政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因为自身道德正确与否,来证明自身政治主张的正确性。
现在,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到近代中国这一独特的节点上,中西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何种反应。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那样,梁启超的国家概念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概念,而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概念。梁启超试图将一些传统的东方思想融入到西方的现代国家之中。他指出中国的道德概念,更多是指向一种私德,而他试图建立公德来弥补私德之不足。不过,爱父母与爱国家究竟能不能作为一回事,就成为了一个需要严肃讨论的问题。可以说,梁启超在这里处理问题的方法,完全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存在着冲突。西方政治制度背后所隐藏的强烈的宗教内涵,并没有被梁启超所充分之重视。
同样的,梁启超所提出的民族主义,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产物。这种民族主义对内强调对于个人权利之保护,对外则强调保护自身利益而不伤害他国之利益。的确,梁启超注意到其所谓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流会诞生的问题。但是,在整个政治现实上,梁启超的这种理想态度,无疑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救亡图存的强调压力下,对于问题的复杂思考,被一种躁动和肤浅的态度所掩盖,而这也构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广为流行的原因,即作为一种政治口号。
梁启超并不是没有考虑到他所提出的观点会可能产生的结果。只不过他以一种小心谨慎而又温和稳健的思考来防止极端状况之出现。并且他明确表达了不能被盲目的政治口号和主义所煽动,必须加以稳健和细致的思考之后,再作出自身之抉择。但是,不得不说,梁启超在这里依旧低估了政治口号所带来的煽动性力量。政治口号本身就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政治主张,越是简单明确的二分法,越能够煽动一部分人的普遍情绪。如果我们能够想起施密特对于政治本质的分析,那么政治口号无疑就是以一种极为简单和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出敌对性。口号本身就成为了进行敌我区分的具体条件。
政治口号的力量,无疑与其强烈的煽动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口号的典型特点之一就是树立明显的敌我对立。的确,一个政治口号本身可能是经过严密地设计,但是政治口号本身就在于取消思想的复杂性。政治口号将一切具体的状况予以摒弃,要求人们放弃对于具体事件的复杂思考,同时通过树立一个明确的敌对形象来保持自身之凝聚力。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五四运动的“外抗强权,内惩国贼”都是如此。为数众多的人民都被卷入到这种狂热之中,一切试图用理性和审慎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口号的人都淹没在乌合之众的怒号之中。
无疑,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都不会忽视政治口号所带来的力量,就算这种力量本身蕴含着强烈的激情式的破坏力。所有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在野的政治势力,极为娴熟地使用各种政治口号,煽动人民从而推动自身政治目的之实现。如果说政治口号本身已经孕育着狂乱的躁动,那么当政治口号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结盟之后,就会产生更为剧烈的反应。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统治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充斥着各种政治口号。正如戈培尔自己所说的那样,政治口号的目标就是在于征服群众,在于使得群众经常处于某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
如果说在野的政治力量利用政治口号是为了获得执政地位,那么执政的政治力量反复使用政治口号,就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自身之执政地位。并且,通过政治口号本身,达到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而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将其政治力量深深渗入国家机器的每一个环节,使得其自身分享国家本身所拥有的神性。执政力量将国家作为自身合法性和正统性的依据,并且理所当然地强调国家本身的至高无上性。在这样一种权力框架下,个人变得无足轻重,甚至不得不承担沉重的义务。自然而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成为了一个相当适宜的政治宣传口号。
3、作为一种结果——国家至上主义
国家至上主义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强调国家自身的至高无上性,并且这种至高无上性是建立在牺牲个人权利之基础上。个人是为了完成国家使命之工具。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帝国主义者,言人民恃国家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强干而弱枝,重团体而轻个人。”特别是在国家之间相互竞争日趋激烈化的状态下,国家至上主义也愈演愈烈。
在这里,不得不对于一个常见的误解进行简单地澄清,也就是黑格尔是支持国家主义,或者说国家至上主义而轻视个体性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确提出过君王权的概念,也提出国国家本身的重要地位。但是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在现实政治中所指称的国家。黑格尔所指称的国家是绝对精神在客观精神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黑格尔重来没有承认为了国家就是去取消个人的特殊性。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单一性,恰恰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结合。当然,关于具体的论述,可以仔细阅读《法哲学原理》。人云亦云的偏见和误解,恰恰也是缺乏思考的表现。
对于国家至上主义而言,它不会承认有任何高于它的概念,任何个人都必须强制性地服从国家的命令,并且时刻为国家所牺牲。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字面上极好地表达出国家至上主义的诉求,即个人是国家的从属物。并且,国家作为至高无上的概念的同时,天下也就自然而然失去了自身的超越性地位。国家本身就已经成为了某种普遍性的象征。如果我们回想起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治,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种国家至上主义所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每个人都处于朝不保夕的死亡恐惧之中,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与敌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以一种讽刺性的方式在法国大革命中揭开了它的面纱。
同样的,国家至上主义与特定意识形态结盟,就会产生一个20世纪全新的政治形态,也就是极权主义。关于极权主义的具体性质,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之中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解。极权主义实际上就是在宣称自身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极权主义宣称自己服从于某种普遍的历史规律或者自然规律。并且以此宣称对“解放”全世界的合法性。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中,法律的朝令夕改就成为了常态。进一步来说,法律只有在符合极权主义的需要时,才具有效力。
并且,在极权主义的框架下,国家与领袖高度合为一体,领袖凭借其超乎寻常的魅力,以狂热的政治口号不停地煽动群众。任何对于领袖个人的反对,就是对于国家的反对。而国家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时刻为国家牺牲,为领袖牺牲。如果我们能回想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帝国),一个领袖”这一经典的政治口号,无疑可以使得我们对于极权主义有进一步的理解。如果汉娜阿伦特说的没错,那么希特勒和斯大林无疑具有某种共同的气质。并且,极权主义进一步压制了个人思考的空间。特别是对于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反思和批判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当然,在这里我们的主题并不是要对极权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但是我们很明显可以发现,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来替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当特定意识形态宣称对于全世界的征服时,实际上国家和天下也就变成了一回事情。那么在这一意义上,无疑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中西文化交融的复杂性。盲目躁动地将“德先生”和“赛先生”囫囵吞枣地引入到传统中国文化之中,反而导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之上主义的盛行。
在这里,我并不否认民主和科学本身所拥有的积极意义,我也不否认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拯救中国所怀有的高尚情怀。但是,中西文化在那次交流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从表面上来看,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在整个二十世纪处于激烈的政治变动之中。而其背后是中西文化未能有效融合而导致的混乱。不过,我们并不能站在今人的立场上,一味责备前人。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处理这一尚未完成的任务。中西文化的交融,本身就面临着许多棘手的挑战。换而言之,天下与国家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三、天下与国家的可能出路
现在,让我们把问题回到天下与国家这对概念上来。两者间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上文窥得一二。这的确也是一个急需解决和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天下与国家关系的背后隐藏着中西古今的激烈角力。天下和国家的关系究竟何去何从,是彻底拒绝中西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从而主张全盘西化或者中华文化的复古主义,还是承认中西文化自身传统之特质,尽量为两种的交融寻找到合适的道路。这并不是某一个个人所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是所有对于人类命运有所关注的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1、过去的教训
对于天下和国家这一关系的处理,无疑在整个政治现实中,以一种越来越偏离原意的方式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特别是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吞噬的时候,我们可以敏锐地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矛盾。并且我们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不过在此,允许我进一步地将这一分析归纳为两个方面,即对于西方传统文化普遍缺乏了解,以及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肆意流行。
对于西方传统理解之缺乏,并不是一件十分难以理解的事情。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西方的政治思想以一种极为鲜活的姿态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中华文化在第一次面对强势西方文明的同时,使得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解释西方强大的原因,特别是为什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中西方的政治地位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将这一问题与中华文明自身命运联系在一起。
但是,对于这些知识分子而言,西方文化无疑是陌生的,甚至是异质的。换而言之,比起理解西方文明表面所展现出来的框架,理清西方文化自身是脉络传统则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任务。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一样,都拥有其漫长的历史和自身的文化特征。民主与科学背后需要丰富的文化意涵才能支撑起来。换而言之,将民主和科学直接粗暴地复制黏贴到中华文化之中,无疑会产生某种强烈的不适应症状。西方制度的有效性必须由许多共识所构建起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现代欧洲政治在面对伊斯兰少数族裔的时候,会显得软弱无力。
当然,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许多人并没有忽视这种融合会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但是这种理智而又稳健的态度,在由强烈的情感肆意点燃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中,荡然无存。对于当时的许多人而言,他们迫切希望中国能够摆脱现有的状况,改变中国在西方文明前的软弱无力。的确,这一愿望是良善的。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一个良善的意愿,并不一定会导致一个良善的行为和一个良善的后果。过度的激情点燃了人群的狂热,无论是拒绝与西方文化交流,还是彻底的全盘西化,都成为了许多人的诉求和主张。
如果我们能够回想起那场人生观与科学主义的争论,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科学主义支持者,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他们的科学理解实际上还停留在牛顿经典物理的框架下。但是同样可笑的,对于牛顿而言,他恰恰更加看重的是自己神学成就,而不是他的物理学成就。又或者布鲁诺信仰日心说,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是个太阳神信徒,而不是因为所谓的科学正确性。
但是这一切都淹没在了激进和极端之中。很少有人试图对问题进行细致地思考。反而,他们将一切问题简单化,符号化。无论是救亡还是启蒙,实际上都沉浸在一种狂热的使命感之中。于是,在并没有寻找到救亡和启蒙的合适方法前,许多人就开始宣称自己已经寻找到了普遍必然的解决方案。而其中最为激进和极端的方案,也就是革命,以一种醉人的魔力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眼光。
的确,像梁启超或者张军勉这样的人,试图以一种更为睿智和深刻的方式来思考中西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而言,他们并没有对事物进行深刻思考的兴趣。甚至是许多的知识分子,也因为急切的诉求,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并且,这种被唤起的躁动直到今天也在对我们的思想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粗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不仅使得我们没有理解西方文化的精髓,反而败坏了中华文化自身之传统。
2、可能的出路
我们不得不承认,按照现有的方式进行下去,中西文化难以获得真正的融合。我们必须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寻找到更好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是别的,就是克服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深入思考西方文化之内涵,并且以一种稳健和温和的方式来实现中西文化的顺利融合。我们必须去平息躁动和失去控制的热情,而不是去宣称成为启蒙的教父。肤浅的使命感不仅不能让我们走向启蒙,恰恰相反,它只会再次上演法国大革命的教育专政。
(1)理解西方文化之内涵
近代中国一直试图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来弥补自身之不足。这本身并没有错误。问题的关键是,西方的政治制度该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但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是如何从西方文明中诞生并且成长的。这本身就需要经年累月的积累和艰苦漫长的探究。躁动的力量显然不能满足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中世纪有着非常强烈的联系。西方政治制度所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教问题。可以说,这一问题在中华文明中是十分陌生的。我们并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且具有延续性的宗教力量。但是对于西方文明而言,整个中世纪就是一个王权与教权不断碰撞的过程。不是前者压倒了后者,就是后者控制了前者。卡诺莎之耻和阿维尼翁之囚都反应了政教关系的这种紧张特性。
所以近代政治制度,特别是新教下的政治制度,就不得不回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基督徒应该如何对待人法和神法。如果说罗马天主教还可以固守原有的解释模式,那么新教就必须提出自己的解释来为政权寻找合法性的依据。在此,我并不是要将整个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描述清楚,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对于西方文化的复杂性窥得一二。西方政治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它紧紧扎根于孕育它的西方文化土壤之中。简单的嫁接只能成为一种失败的尝试。
现在,在这里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也就是天下和国家的关系。传统的中华文化对于天下和国家关系的处理已经不能够解释现在的问题。就像IS一样,就算要宣称建立伊斯兰国,也不得不用火药武器而不是冷兵器。彻底的复古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妄想。我们必须直面中西文化已经碰撞在一起这一现实。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如何将代表中华传统的天下概念和代表现代西方文明的国家概念进行融合。
当我们回顾霍布斯和洛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发现,在他们的论述中,上帝居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脱离了上帝,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框架都难以被建立起来。虽然,随着国家理论的日益完善,上帝逐渐隐于幕后,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上帝的缺席。换而言之,对于国家而言,始终有某种超越性的东西为其提供了保障。如果我们回想起霍布斯将利维坦称之为有死的上帝之时,无疑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到这一点。正如卡尔施密特所指出的那样,利维坦终究只是使上帝显现,而不是上帝本身。
从这样一种角度上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类似的功能。顾炎武关于天下和国家的区分也能使我们获得相似的灵感。国家并不是最高级的概念,在国家之上,必须还有某种超越性的东西对其加以约束。在作为国家的一份子之前,我们首先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全人类的个人。胸怀天下,而不是拘泥于国家的泥潭之中,使得自身能够从不合适的义务中解脱出来。
当然,这种尝试,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正如整个西方文明花费了几百年才建立起合适的政教关系一样,中西文化的交融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妄图在一日之内建立巴别塔本身就是某种盲目的躁动。它必须依赖于许多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思考。并且,在对于这种问题的不断思考中,人达到了自身之启蒙。启蒙,并不是因为别人告诉我启蒙,而是我自身意识到启蒙。正如哲学并不是教会的,而是自己学会的一样,启蒙只能是自我启蒙。任何试图成为启蒙教父的人,都是不自量力的狂妄和僭越。
(2)保守的自由主义
不得不说,保守的自由主义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提法。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保守主义已经和自由主义成为了某种对抗性的政治主张。更遑论,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保守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消极和负面的词汇。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下,国家要进步就是要抛弃自身的保守性,不断进行革新。这种可笑的思想的流行当然与激进主义将一切问题简单化和符号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英国人以善保守闻于天下,而万国进步之速,殆莫英若,又安见夫保守之必为群害也。”
这种流行的误解,将保守与落后、复古、守旧等一系列的主张联系起来,认为保守代表的是消极的,既得利益者的立场。所以需要通过变革,乃至通过革命这一极端的方式来消灭保守。但是,正如休·塞西尔在《保守主义》中所说的那样,保守的确与人对于熟悉事物的向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保守与传统更为紧密的联系起来。保守和复古其实只是一个度的问题。但是保守和单纯复古的不同,就在于审慎。
审慎,无疑意味着对于事物的某种深刻的考察。对于激进主义而言,审慎无疑是它的天敌。审慎要求对于事物加以细致入微的考察,展现出事物自身之复杂的样貌。激进主义狂热奔放的激情则要求以一种尽可能简单和直接的方式来来达到自身的目标。这一点,法国大革命无疑提供了鲜活的范本。任何的法律都会随着政治诉求而迅速的变化,法令的朝令夕改并不是罕见的事情。任何反对的人都会试图被作为革命的敌人而消灭。并且革命自身的缺陷也在此之中暴露出来。革命必须要有敌对性的目标,一旦原有的敌对性目标被消灭之后,必须寻找到新的目标继续革命下去。不断革命的唯一结果,就是革命自身的毁灭。正如柏克在《法国革命随想录》中所预言的那样,革命必然会被独裁所取代。
埃德蒙·柏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使得他成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但是对于柏克本人而言,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他一直认为自身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要保守的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对于柏克而言,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保守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才是柏克真正的态度。
法国大革命实质上,就是要以一种彻底与传统断裂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命运。它实际上是建立在启蒙的理性主义之上。即对于人类历史命运的高度自信和乐观。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们都坚信自己代表了真理和历史趋势,这种理性主义的狂热,恰恰使得他们忽视传统,而只服从于自身所认定的抽象法则。奥克肖特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中明确表达了对于这种理性主义的反思。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我们与法国大革命有着诸多的类似之处。任何富有理智的人,都会看到,我们实际上面临着许多和法国大革命同样的问题。而保守的自由主义无疑是一剂良方,克服盲目躁动和狂热激情的良方。正如上文所说,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并不是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所能完成的任务。它们欠缺融合所需要的审慎和耐性。中西文化只有以一种缓慢和稳健的方式,才能得到健康的融合。在两者不断的摩擦和碰撞之中,寻找到相互之间的妥协和共同点。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和阿伦特所描写的暴民所可能产生的毁灭性后果。特别是,在激进的政治运动之中,这种力量又被进一步的放大。在社会普遍的焦躁不安之下,保守的自由主义必须要坚持审慎的原则,对于事物进行具体的考察,认识到事物内在之矛盾。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自身被简单的政治口号所煽动,丧失自身的判断能力。
四、结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表面上来看,无非就是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如同它在字面上看上去的简单直白。特别是从顾炎武到梁启超,再到现在,它们已经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对于今天的世界,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问题,却值得我们进行反思。特别是,在不受控制的激情煽动下,我们应该如何保持自身的审慎,不轻易陷入政治口号的泥潭之中。当然,答案并不是被完成的,而是在不断完成的。而这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思考。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奥托·兰克的话来结束这篇冗长的文章——
于2014年12月25日



